未富先老的中国人
请点击上方蓝字”布衣观察“一键关注
这几年经常看到欧洲各种新闻，比如游行抗议政府削减养老金，比如推迟退休年龄，比如中东难民涌入欧洲，比如各种恐怖袭击，总之就是欧洲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问题几乎天天可以duang出新闻。创造了灿烂文明的欧洲，辉煌了几百年之后，似乎在摇摇欲坠。
这周末不小心看到了上个月人社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报告2016》，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国的人口问题绝对不比欧洲轻。
▌一、社保基金的窟窿有多大
这份报告讲了啥呢？
先看抚养比。全国平均是2.8，什么意思呢？就是每2.8个劳动力（缴养老保险）要养一位老人。这个数据在2014年是2.97，2015年是2.87，2016年降到了2.8。下降表明因年龄退出劳动力的人口速度要快于新进的劳动人口速度。
广东的抚养比是9.25，位居全国第一，超出全国平均的只有8个省，而数据最低的是黑龙江，仅1.3，几乎相当于1个劳动力养一位老人。
另外还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省份这个指标都是下降的，包括吸虹最强大的广东，这也表明各个省份的劳动力都在快速老去。例外的是西藏，这背后的原因吧，想想西藏地区的各种优惠政策，比如上市排队，大概能知一二。
这么恐怖的抚养比，马上能想到的就是养老金怎么样。欣赏一下下图吧：
全国养老金余额平均还能支付17.2个月，广东、北京，凭着抚养比和工资双高，不仅位居全国之首，而且可支付月数较15年还是上升的。其他省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最悲催的是黑龙江，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居然是-232亿。
看16年当期结余，有七个省份收不抵支。
社保玩的游戏是用后面人缴的钱来填前面人，如果收不抵支，这个游戏就会越来越难玩下去。当然，社保游戏是全球各个政府开局的，政府拼命也会让它玩下去。
国有资本划转终究解决的只是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它无法解决的是中国人口的日渐老去，以及伴随而来的抚养比下降。
▌二、未富先老的尴尬
2016年底中国有13.83亿人口，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16.7%，65岁以上占比10.85%，两个数值较去年分别是16.1%和10.46%，升幅不算小。
国际上通常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7%，就进入老龄化。
看中国与美国的人口结构，中国的中位数年龄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是，中国人是老去了，但财富并没有起来，看人均GDP，世行的统计口径，中国人均GDP是6895美元。不按世行的口径，中国2016年不变GDP是73.5万亿人民币，按年底13.83亿人口计算，人均GDP是53156万，按照目前6.62的汇率，大概是8000美元，这是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
目前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应该要算日本，中位数年龄达到了47.3岁，日本同样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平均寿命85.3岁，中国这一指标是75.7岁。尽管日本这么老，但是它算得上是边富边老，在它失去20多年之前，到1990年，它的人均GDP就接近4万美元。
对中国糟糕的是，人渐渐老去，但财富并没有起来。目前这个人均GDP水平，意味着中国根本就经不起日本那样的经济衰退。经济衰退意味着你的收入水平就停留在目前的水平，许多人将失去改善生活水平的可能，并且抵抗风险的能力大幅下降，一场疾病就极可能把一个家庭拖入贫穷的境地。
加速老去的人口毫无疑问对社保基金是压力，国有资本划拨解决的是过去遗留的支出问题，但解决不了人口老去的创收问题。要解决这点，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的，另一个办法是回到人口问题上：鼓励生育。
▌三、中国2017年会出生多少人口？
2016年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的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这一数据远不及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也低于世界银行最新的2014年其他199年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
这个数据是全国1%人口的抽样，也许并不准确，但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年到2014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平均生育率仅1.2，最高值也只有1.28，即使统计局的数据低估了，比如低估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
在1.4的生育率水平下，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平均25年左右），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
或许是这一指标太过触目惊心了，从今年起，统计局不再公布这一指标。
2016年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846万，同比增长11.5%，出生人口总数达到2000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二孩“占比从2013年的30%左右提高到45%。
这一数据看上去是非常美好的。
2017年前5个月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740.7万人，同比增长7.8%，其中二孩占比57.7%。也看上去不错。
然而，2017年前8个月的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162万，同比仅增长2.4%，其中“二孩“占比达到52%。
这表明什么？
放开二胎刺激生育的增长犹如昙花一现，随着二孩的效应逐渐释放，2017年总出生人口可能与2016年持平，甚至下降。
这个现象的结论很简单也很冰冷：大家都不愿生了。
背后原因不复杂，现代化过程中，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与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大提升，养育孩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艰辛付出来给社会提供公众产品的利了行为，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
上层精英的这种无子化倾向也在向社会下层渗透。
或许很多人曾经是比较难想象中国的人口问题竟然会走到这一步，但仔细一想也不难理解，长期生育限制、生育成本高，生育观念改变，推动了中国民众的整体生育意愿走低，这种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的现实很难得到逆转。
而相比欧洲、日本等国，中国除了老去的人口，还有一个尴尬的事实：我们还没富起来。
▌结语
人口老去，少子化，不仅仅是威胁着社保这个游戏能否持续玩下去，它更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随着人口老化的加深，中国奇迹或许是昙花一现，从此泯然众人。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以及今天欧洲现状来看，再考虑中国的未老先富，未来很难言乐观。
而从技术进步的指数化速度来说，担心人口老化可能只是杞人忧天。一个经济体的规模由劳动数量与效率决定，如果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足够大，人口因素就不是大问题了。
不过，无论会出现什么情况，当对未来做出安排时（比如配置资产），是要将中国未老先富的事实纳入到决策框架中去的。
对此网友们这样表示：
张小脚:
1980年，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80后成独苗；1997年，大学开始收费，年龄最大的80后刚17岁，步入大学；2004年房大涨，80后24岁步入结婚买房；2015年，中国实行二胎，80后25至35岁，成为生育主力军；2030年，人口老龄化，80后45左右，将迎来上4老下2孩……再过三四十年，说不定80后连养老金都拿不到了……
传说中的水:
交社保的人再变少，领的人多，另外公务员不缴纳社保，领的比普通退休人员多好多，能不亏空吗。到底谁在养谁？
刘雅卓:
说的真好，中国现在已进入选择道路的关键点，不好好处理教育、房子、经济等民生问题，还在玩权术之争，只能让中国再耽误几十年。
亿维王一帆:
谁都会变老，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老年生活怎么过，却取决于今天的决定。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都老得太快，却聪明得太迟”！说得就是很多人。可以规划养老的时候，没有规划，等到老了，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却来不及了！在有能力的今天为将来储备好，才能在已老的明天从容面对风雨。
LUO:
养小孩成本实在太高了，尤其用在教育方面庞大，一句话“要赢在起跑线”让家长掏尽腰包，一路成长，参加各种补习班令家长负不胜负，谁敢去生二胎，除非有很高收入，建议教育上应废除各种补习机构，加强学校师资和教育，为孩子们家长们减压。
喵吃了夏天:
生育率永远都和发达程度成反比，创造价值的人多了，有空闲去照顾孩子的就少了，看看非洲印度还在拼命生
独者:
养老院医护人员短缺，养老配套服务不完善，也是纪录片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到底是否要以房养老，怎么让手中的养老钱保值，这些话题也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老人。提前规划，让未来的养老生活更有保障也更有品质，不仅是个人也是整个社会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养老问题是每个人避无可避的现实问题，要解决为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现状，需要每个人、每个家庭提前做好规划，也需要养老产业的不断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共同的关注！（资源：网络）
未富先老的中国
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名言“人 口决定命运”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人 口因素的确在无情地影响着一个国家 的未来。譬如东亚地区，尽管这里依然 保持着旺盛的经济增长，但整个地区都 在迅速老龄化。提起老龄化，大部分人 都会想起日本，这个衰老的社会似乎在向人们展示着亚洲的未来。
目前，中国有13.5 亿人口，并在继续保 持增长，但中国人口总数预计到2030 年 左右将开始缓慢减少。要认识到老龄化 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先看看劳动人口与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在1980 年代，中国的劳动人口（15 至64 岁）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3％，目 前为68％左右。到2020 年，这一比例预 计将下降到65%，2035 年下降到60％。 再比较一下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 这些数字的意义就会变得异常明显。
1979 年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时，劳动人口 与老年人口的比例约为7：1，目前这一比例 约为5.5：1。到了2035 年，劳动人口与老年 人口的比例将骤降至2.5：1。
此外，劳动人口的年龄分布也很重要。过去 的研究已经证明，30 岁到40 岁的工作人口 最有生产力和创新能力，而这正是所谓的 “中国人口红利”的基础。改革开放后的 中国，生育水平大幅下降，家庭负担较轻 的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了巨 大的生产力。1979 年改革以后，劳动人口 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人口老化的速度，但 从2015 年开始， 这一趋势将发生逆转。
目前中国约有1.2 亿年龄在65 岁以上的老人，到2035 年，这个数字将变成3.2 亿，而总人口只会比现在增长约1 亿。在劳动人口当中，到2035 年将有1.5 个 年纪较大的工人（50 到64 岁）对一个年轻工人（15 到29 岁），与目前的情况 截然相反。
这一趋势在低龄人口中也是如此，中国小学新生从1995 年的2500 万下降到了 2008 年的1670 万。这表明，中国正面临着与韩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其他国家一 样的老龄化处境，而且中国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改变或是逆转这种趋势。 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是因为人均寿命的显著增加和生育率的急速下降。 1980 年中国的人均寿命不到65 岁，目前是75 岁；1980 年每个妇女生育2.63 个孩子，2011 年这个数字只有1.5。在中国的富裕城市上海，生育率只有0.6，这 很可能是全世界所有大城市中最低的。这表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与他们的西 方同伴一样，比起家庭更看重生活方式和职业发展。中国从1979 年开始执行 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将生育旺盛期妇女的生育数量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 平，现在，即使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是 无法改变的。
盈不可久
这种老龄化的趋势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什么影响？前总理温家宝曾 不止一次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描述为“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 续的”。
这一论调被中国和国际经济学家广泛认可，中国想要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变以 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简单来说就是搞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经济 增长模式。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到2002 年，中国GDP 增长有50% 左右是由出 口拉动的；到了2003 年，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40％左右的GDP 增长。2009 年， 为应对全球经济放缓导致的出口乏力，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 激政策，资本投资拉动了中国80% 左右的经济增长。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 随之猛增，2001年为1500 亿美元，2003 年为3800 亿美元，到2008 年已经增长到7500 亿美元，2009 年达到1.4 万亿 美元（2010 年和2011 年的数字有所下 降，约为1.2 万亿美元）。在其背后，固定 资产投资约占目前GDP增长的55％左右。 历史经验表明，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总 是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每年的城镇化率约 为1.5％，虽然比例不高但是考虑到中国 的人口基数，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罕 见的资本投资快速积累（当然也是不可 持续的）。
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说，中国对固定资产 投资的依赖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虽然国 内民营企业在投资回报率、盈利能力和 经济效益等方面表现更好，但绝大多数 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都是由中央和地方 管理的国有企业进行的。这些国有企业 主导了中国经济所有主要行业（除了出口 制造业），包括商品、公共事业、化工、 重工业、基础设施、建筑、运输、银行、 金融、保险、媒体、教育、可再生能源和 IT。国有银行和国家控股银行发放的正 规贷款中，有四分之三落入了这些国有 企业的口袋里。
如果这些由中央和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 配得上这种支持，那么银行的偏袒或许 还说得过去。那些坐拥垄断特权的国有 巨头，比如中石化、中国移动和中石油， 确实每年都盈利颇丰，但即使是运营状 况最好的央企，全部利润的80％左右也 仅仅来自十几家垄断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的表现更是糟糕透顶。各 种研究分析表明，1979 年时有19％的国 有企业亏损，1997 年这个比例是40％， 到2006 年51% 的国企持续亏损。这些 国企依靠特权获得了大量银行贷款，并 把这些钱用于投机性投资，加剧了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据悉，约有30％的银 行贷款是基于“政策”，而非良好的商业 考虑而发放的，因此人们对银行爆发坏 账危机的担忧与日俱增。
事实上，这种危机以前也发生过。1998 年至2005 年间，政府注资超过2500 亿美元现金救助银行。在同一时期，约 3300 亿美元的不良贷款从银行账面转 移到了特殊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到 目前为止，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 款的平均回收率仅为25% 左右。
2005 年以后，情况没有发生什么好转， 反而变本加厉。事实上，国有银行被命 令在2011 年底对地方国有企业约1.7 万亿美元的到期贷款进行延期，这些资 金的大部分被用于建设投机性的高端 住宅。
未富先老
现在，中国似乎将要成为人类历史上第 一个未富先老的大国。这是建国初期人 口大爆炸和过去30 年预期寿命急速上 升的共同结果，但我们不能将这样的困 境完全归咎于毛泽东的遗产和持续了 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上世纪90 年 代初，中国政府施行的经济政策虽然帮 助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但却忘记 了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速度 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中国人均 GDP 从1980 年的不到200 美元增加到 现在的7800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将在10 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1.6 万美元。 然而，只以快速增长的人均GDP 作为衡 量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指标是有很 大误导性的。首先，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主导的经济中，国有企业 的营业收入以平均每年20％至30％的速 度上升，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国内储蓄约 有一半来自国有企业。相比之下，平均家 庭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长速度只有 2％~3％。更糟糕的是，各种研究表明， 过去10 年里，约有4 亿中国人的可支配 收入实际上是停滞或者下降的。此外， 虽然中国居民的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 例在全世界里都是很高的，但存下来的 钱对绝大多数指望靠这个养老的人来 说基本是不够用的。
其次，人均GDP 并不能展现实际的财富 分配情况。现实中，需要考虑到财富分 配指数，如基尼系数，中国在过去30 多 年里已经从全亚洲收入最平均的国家成 了最不平均的国家。基尼系数从80 年 代的0.25 上升到90 年代的0.38，然后到达了现在令人瞠目结舌的0.57（数据来源：National interests，后同）。相比之下， 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7，美国为0.43，日本为0.38，俄罗斯为0.42。 事实上，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过去快速增长的10 年里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基尼系数， 这表明是经济增长模式，而非快速增长，决定了不平等程度。中国改革后的第一个 10 年（1979~1989）里，家庭收入也出现了快速增长，但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能够保 持在良性范围内（0.24 至0.36），只是在90 年代中期国家资本主义得势以后，中国 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才迅猛增加。
大量的调查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偏向少数有关系的企业和个人。总部设在 北京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2011 年进行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中国 商人）相信，认识有政治关系的人是决定生意成败的主要因素。商业周刊调查指出“，关 系”被大多数人一致看作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能够搞到关 系的群体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和精英阶级的主体。
此外，政府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在牺牲家庭利益补贴国有企业。在 计划生育政策下，为了养老，中国家庭的储蓄率高达收入的52%。因为没有别的投 资途径，人们不得不把储蓄存放于利息极低的国有银行，这些国有银行又将其大 部分存款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放贷给国有企业，而这些贷款又大部分进入了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主要是房地产）。因 此，中国的家庭实质上正在补贴机构臃 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投机性投资 活动。
很明显，收入增长不平等和羸弱的家庭 储备意味着中国普通居民对人口老龄化 准备不足。没能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 中获益的居民，在退休后将处于一个非 常糟糕的财务困境中。长期地偏袒国有 企业和在金融上压制普通中国居民，结 果是中国家庭收入严重滞后于GDP 增长 速度。
还有一个事实加剧了中国的老龄化问 题，即只有大约15％的退休工人在国有 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工作，他们享 有某种形式的养老金。根据OECD 最近 的一项研究，拥有退休金的人里只有大 约10％至15％的人仍然依靠子女养老， 但对于那些没有退休金的人，这个数字 跃升至超过50％。
养老只能靠自己
虽然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计划覆盖了多 数公民，但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共识是， 国家的养老金缺口在2010 年为约2.7万亿美元，2013 年将达到2.9 万亿美元。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领导的团 队预计，如果养老保险政策不发生变动， 到2033 年这个缺口将达到10.25 万亿 美元（按GDP 年均增速6％计算的话，将 是当年GDP 的40%）。此外养老金还存 在地方管理不善和非法挪用的问题，而 地方政府也普遍存在无法支付养老金 的现象。
对现在的中国经济来说，以不断增加资 本和人力投入来实现增长的途径似乎 已经不是那么奏效了。实现1 美元额外产出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比已经从90 年代早期的2：1 上升到 了现在的7：1，比印度高了50%，银行系统不良贷款不断积 累仅仅是资本效率下滑的另外一个指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 还意味着过去看似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将逐步减少，因 此想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必须比现在更有效率地使 用资本和劳动力。正如保罗·克鲁格曼对《纽约时报》说的 那样，“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
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维持经济增长只是中国老龄化解决方 案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要确保中国家庭的收入至少按GDP 的增速增长。换句话说，资本和投资机会应当从国有领域向 私有领域大规模转移，以显著提高家庭的财富累积和收入， 这也将有助于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中国的土地改革允许农民在上缴公粮后， 按其意愿进行农业生产并以市场价格出售剩余产品。这导致 农业生产率的急速提升，解放了的农村劳动力还造就了“乡 镇企业”的爆发性兴起，它们由农村家庭经营管理并保留了 大部分的利润。这是中国农民企业家精神兴起的10 年，其间 家庭收入实现了与GDP 的同步增长。这10 年见证了国家在 经济活动中实质性的撤退，这也是中国大量贫困现象消失的 10 年。
但到了90 年代，出于对某些因素的考虑，政府回收了对经济 的主导权，以保持对新兴精英的影响力。政府通过主导社会 精英的职业生涯、商业、专业和机会，将他们的未来与政府联 系在一起。国有企业恢复了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将这种 性质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运营状 况不佳。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了低于正常水平的贷款利率和税 率，以及享受政府补贴的特权，而且它们拥有垄断地位，免受 国内和国际私营企业的竞争。因此它们的商业成功更多的是 依靠政策优惠和操纵市场，而非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创新。 研究表明，在盈利率、资产回报率、权益回报率、销售回报率 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上，即使是中国最大和最高效的国有 企业也比中国同类民营企业差2 到3 倍。此外，还应注意这 些国有企业占用了国家正规融资规模的四分之三。相比之下 国内的民营企业经常被迫从“影子”银行借款，利率通常比正 规贷款高出4 至5 倍。
为大幅提高家庭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伴随老龄化出现的 社会震荡，中国政府需要制定计划监督国家财富大规模且快速 地从国有领域转移到私有领域和家庭里。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 模的私有化是一个直接选择，但中国已经有过一次非常失败的 尝试。上世纪90 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在私有化国有企业时， 特权阶级进行的大量暗箱操作将这场本应惠及大量普通民众 的改革变成了一场少数人掠夺全民财富的盛宴。
相比之下，让国有银行按照企业业绩而非政策或政治考虑来 放贷，或许是个不那么容易伤筋动骨的选择。它将帮助中国 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以牺牲低效国企为代价）， 这将有助于确保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中国家庭能在一个更公 平的经济环境中通过勤劳经营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以便他 们到达退休年龄后能够有足够的钱照顾他们自己。
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名言“人 口决定命运”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人 口因素的确在无情地影响着一个国家 的未来。譬如东亚地区，尽管这里依然 保持着旺盛的经济增长，但整个地区都 在迅速老龄化。提起老龄化，大部分人 都会想起日本，这个衰老的社会似乎在向人们展示着亚洲的未来。
目前，中国有13.5 亿人口，并在继续保 持增长，但中国人口总数预计到2030 年 左右将开始缓慢减少。要认识到老龄化 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先看看劳动人口与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在1980 年代，中国的劳动人口（15 至64 岁）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3％，目 前为68％左右。到2020 年，这一比例预 计将下降到65%，2035 年下降到60％。 再比较一下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 这些数字的意义就会变得异常明显。
1979 年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时，劳动人口 与老年人口的比例约为7：1，目前这一比例 约为5.5：1。到了2035 年，劳动人口与老年 人口的比例将骤降至2.5：1。
此外，劳动人口的年龄分布也很重要。过去 的研究已经证明，30 岁到40 岁的工作人口 最有生产力和创新能力，而这正是所谓的 “中国人口红利”的基础。改革开放后的 中国，生育水平大幅下降，家庭负担较轻 的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了巨 大的生产力。1979 年改革以后，劳动人口 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人口老化的速度，但 从2015 年开始， 这一趋势将发生逆转。
目前中国约有1.2 亿年龄在65 岁以上的老人，到2035 年，这个数字将变成3.2 亿，而总人口只会比现在增长约1 亿。在劳动人口当中，到2035 年将有1.5 个 年纪较大的工人（50 到64 岁）对一个年轻工人（15 到29 岁），与目前的情况 截然相反。
这一趋势在低龄人口中也是如此，中国小学新生从1995 年的2500 万下降到了 2008 年的1670 万。这表明，中国正面临着与韩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其他国家一 样的老龄化处境，而且中国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改变或是逆转这种趋势。 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是因为人均寿命的显著增加和生育率的急速下降。 1980 年中国的人均寿命不到65 岁，目前是75 岁；1980 年每个妇女生育2.63 个孩子，2011 年这个数字只有1.5。在中国的富裕城市上海，生育率只有0.6，这 很可能是全世界所有大城市中最低的。这表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与他们的西 方同伴一样，比起家庭更看重生活方式和职业发展。中国从1979 年开始执行 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将生育旺盛期妇女的生育数量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 平，现在，即使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是 无法改变的。
盈不可久
这种老龄化的趋势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什么影响？前总理温家宝曾 不止一次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描述为“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 续的”。
这一论调被中国和国际经济学家广泛认可，中国想要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变以 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简单来说就是搞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经济 增长模式。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到2002 年，中国GDP 增长有50% 左右是由出 口拉动的；到了2003 年，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40％左右的GDP 增长。2009 年， 为应对全球经济放缓导致的出口乏力，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 激政策，资本投资拉动了中国80% 左右的经济增长。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 随之猛增，2001年为1500 亿美元，2003 年为3800 亿美元，到2008 年已经增长到7500 亿美元，2009 年达到1.4 万亿 美元（2010 年和2011 年的数字有所下 降，约为1.2 万亿美元）。在其背后，固定 资产投资约占目前GDP增长的55％左右。 历史经验表明，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总 是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每年的城镇化率约 为1.5％，虽然比例不高但是考虑到中国 的人口基数，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罕 见的资本投资快速积累（当然也是不可 持续的）。
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说，中国对固定资产 投资的依赖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虽然国 内民营企业在投资回报率、盈利能力和 经济效益等方面表现更好，但绝大多数 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都是由中央和地方 管理的国有企业进行的。这些国有企业 主导了中国经济所有主要行业（除了出口 制造业），包括商品、公共事业、化工、 重工业、基础设施、建筑、运输、银行、 金融、保险、媒体、教育、可再生能源和 IT。国有银行和国家控股银行发放的正 规贷款中，有四分之三落入了这些国有 企业的口袋里。
如果这些由中央和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 配得上这种支持，那么银行的偏袒或许 还说得过去。那些坐拥垄断特权的国有 巨头，比如中石化、中国移动和中石油， 确实每年都盈利颇丰，但即使是运营状 况最好的央企，全部利润的80％左右也 仅仅来自十几家垄断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的表现更是糟糕透顶。各 种研究分析表明，1979 年时有19％的国 有企业亏损，1997 年这个比例是40％， 到2006 年51% 的国企持续亏损。这些 国企依靠特权获得了大量银行贷款，并 把这些钱用于投机性投资，加剧了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据悉，约有30％的银 行贷款是基于“政策”，而非良好的商业 考虑而发放的，因此人们对银行爆发坏 账危机的担忧与日俱增。
事实上，这种危机以前也发生过。1998 年至2005 年间，政府注资超过2500 亿美元现金救助银行。在同一时期，约 3300 亿美元的不良贷款从银行账面转 移到了特殊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到 目前为止，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 款的平均回收率仅为25% 左右。
2005 年以后，情况没有发生什么好转， 反而变本加厉。事实上，国有银行被命 令在2011 年底对地方国有企业约1.7 万亿美元的到期贷款进行延期，这些资 金的大部分被用于建设投机性的高端 住宅。
未富先老
现在，中国似乎将要成为人类历史上第 一个未富先老的大国。这是建国初期人 口大爆炸和过去30 年预期寿命急速上 升的共同结果，但我们不能将这样的困 境完全归咎于毛泽东的遗产和持续了 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上世纪90 年 代初，中国政府施行的经济政策虽然帮 助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但却忘记 了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速度 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中国人均 GDP 从1980 年的不到200 美元增加到 现在的7800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将在10 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1.6 万美元。 然而，只以快速增长的人均GDP 作为衡 量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指标是有很 大误导性的。首先，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主导的经济中，国有企业 的营业收入以平均每年20％至30％的速 度上升，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国内储蓄约 有一半来自国有企业。相比之下，平均家 庭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长速度只有 2％~3％。更糟糕的是，各种研究表明， 过去10 年里，约有4 亿中国人的可支配 收入实际上是停滞或者下降的。此外， 虽然中国居民的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 例在全世界里都是很高的，但存下来的 钱对绝大多数指望靠这个养老的人来 说基本是不够用的。
其次，人均GDP 并不能展现实际的财富 分配情况。现实中，需要考虑到财富分 配指数，如基尼系数，中国在过去30 多 年里已经从全亚洲收入最平均的国家成 了最不平均的国家。基尼系数从80 年 代的0.25 上升到90 年代的0.38，然后到达了现在令人瞠目结舌的0.57（数据来源：National interests，后同）。相比之下， 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7，美国为0.43，日本为0.38，俄罗斯为0.42。 事实上，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过去快速增长的10 年里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基尼系数， 这表明是经济增长模式，而非快速增长，决定了不平等程度。中国改革后的第一个 10 年（1979~1989）里，家庭收入也出现了快速增长，但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能够保 持在良性范围内（0.24 至0.36），只是在90 年代中期国家资本主义得势以后，中国 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才迅猛增加。
大量的调查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偏向少数有关系的企业和个人。总部设在 北京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2011 年进行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中国 商人）相信，认识有政治关系的人是决定生意成败的主要因素。商业周刊调查指出“，关 系”被大多数人一致看作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能够搞到关 系的群体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和精英阶级的主体。
此外，政府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在牺牲家庭利益补贴国有企业。在 计划生育政策下，为了养老，中国家庭的储蓄率高达收入的52%。因为没有别的投 资途径，人们不得不把储蓄存放于利息极低的国有银行，这些国有银行又将其大 部分存款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放贷给国有企业，而这些贷款又大部分进入了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主要是房地产）。因 此，中国的家庭实质上正在补贴机构臃 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投机性投资 活动。
很明显，收入增长不平等和羸弱的家庭 储备意味着中国普通居民对人口老龄化 准备不足。没能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 中获益的居民，在退休后将处于一个非 常糟糕的财务困境中。长期地偏袒国有 企业和在金融上压制普通中国居民，结 果是中国家庭收入严重滞后于GDP 增长 速度。
还有一个事实加剧了中国的老龄化问 题，即只有大约15％的退休工人在国有 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工作，他们享 有某种形式的养老金。根据OECD 最近 的一项研究，拥有退休金的人里只有大 约10％至15％的人仍然依靠子女养老， 但对于那些没有退休金的人，这个数字 跃升至超过50％。
养老只能靠自己
虽然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计划覆盖了多 数公民，但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共识是， 国家的养老金缺口在2010 年为约2.7万亿美元，2013 年将达到2.9 万亿美元。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领导的团 队预计，如果养老保险政策不发生变动， 到2033 年这个缺口将达到10.25 万亿 美元（按GDP 年均增速6％计算的话，将 是当年GDP 的40%）。此外养老金还存 在地方管理不善和非法挪用的问题，而 地方政府也普遍存在无法支付养老金 的现象。
对现在的中国经济来说，以不断增加资 本和人力投入来实现增长的途径似乎 已经不是那么奏效了。实现1 美元额外产出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比已经从90 年代早期的2：1 上升到 了现在的7：1，比印度高了50%，银行系统不良贷款不断积 累仅仅是资本效率下滑的另外一个指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 还意味着过去看似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将逐步减少，因 此想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必须比现在更有效率地使 用资本和劳动力。正如保罗·克鲁格曼对《纽约时报》说的 那样，“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
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维持经济增长只是中国老龄化解决方 案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要确保中国家庭的收入至少按GDP 的增速增长。换句话说，资本和投资机会应当从国有领域向 私有领域大规模转移，以显著提高家庭的财富累积和收入， 这也将有助于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中国的土地改革允许农民在上缴公粮后， 按其意愿进行农业生产并以市场价格出售剩余产品。这导致 农业生产率的急速提升，解放了的农村劳动力还造就了“乡 镇企业”的爆发性兴起，它们由农村家庭经营管理并保留了 大部分的利润。这是中国农民企业家精神兴起的10 年，其间 家庭收入实现了与GDP 的同步增长。这10 年见证了国家在 经济活动中实质性的撤退，这也是中国大量贫困现象消失的 10 年。
但到了90 年代，出于对某些因素的考虑，政府回收了对经济 的主导权，以保持对新兴精英的影响力。政府通过主导社会 精英的职业生涯、商业、专业和机会，将他们的未来与政府联 系在一起。国有企业恢复了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将这种 性质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运营状 况不佳。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了低于正常水平的贷款利率和税 率，以及享受政府补贴的特权，而且它们拥有垄断地位，免受 国内和国际私营企业的竞争。因此它们的商业成功更多的是 依靠政策优惠和操纵市场，而非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创新。 研究表明，在盈利率、资产回报率、权益回报率、销售回报率 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上，即使是中国最大和最高效的国有 企业也比中国同类民营企业差2 到3 倍。此外，还应注意这 些国有企业占用了国家正规融资规模的四分之三。相比之下 国内的民营企业经常被迫从“影子”银行借款，利率通常比正 规贷款高出4 至5 倍。
为大幅提高家庭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伴随老龄化出现的 社会震荡，中国政府需要制定计划监督国家财富大规模且快速 地从国有领域转移到私有领域和家庭里。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 模的私有化是一个直接选择，但中国已经有过一次非常失败的 尝试。上世纪90 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在私有化国有企业时， 特权阶级进行的大量暗箱操作将这场本应惠及大量普通民众 的改革变成了一场少数人掠夺全民财富的盛宴。
相比之下，让国有银行按照企业业绩而非政策或政治考虑来 放贷，或许是个不那么容易伤筋动骨的选择。它将帮助中国 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以牺牲低效国企为代价）， 这将有助于确保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中国家庭能在一个更公 平的经济环境中通过勤劳经营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以便他 们到达退休年龄后能够有足够的钱照顾他们自己。（资源：网络 作者：发表于2014年）
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